房子前面的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手提着一个洒水壶，正认真地给院子里的植物浇水。

    约翰轻轻敲了两下门环，男人闻声转过身来，约翰看见他左臂的袖管空荡荡的。

    “您是沃尔科夫先生吗？我是约翰·哈里森。”

    男主人放下手中的洒水壶，走过来把院子的矮栅门打开。约翰注意到他呈现一种病态的消瘦，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着。

    “瓦列里·沃尔科夫。”瓦列里善意地笑了笑，轻轻用右臂拥抱了一下约翰。

    瓦列里转身往别墅大门走去，约翰发现院子里的植物都被他照顾得很好，各色的花在太阳底下盛放着，绿油油的草坪也格外平整，足以看出屋子的主人对这个院子的上心。

    大门打开后，约翰闻到了一股来自大自然的雪松的味道。瓦列里给约翰拖了一条凳子，还给他倒上了一杯咖啡。约翰观察到瓦列里的动作非常熟练，看上去他已经非常适应独臂的生活。

    他们落座后，约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钢笔和录音笔，把它们整齐地摆在桌上。

    “你当记者很久了吗？”瓦列里注视着约翰这一连贯的动作。

    “是的，从大学毕业开始，到现在已经15年了。”

    瓦列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但这次采访是我十五年来第一次去了解另一个记者的生平经历。”约翰补充道。

    瓦列里没有说话，看着桌上的那些物件。

    “沃尔科夫先生，在正式采访前，我想问个问题。”约翰拿起本子和笔，“我听很多人说你已经很久不接受任何采访了，那为什么会答应我的采访请求呢？”

    “你和他们想要的不一样。”瓦列里回答，“人们总是迫切地希望从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口中听到任何可以写在新闻中的事实和定义，以此来帮助他们高效地在教科书上给这段历史打上简陋又呆板的标签。”瓦列里继续说道，“这就是我很久都不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哈里森先生。我已经不再能够讲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了，我的脑海中只留有一个个的故事，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感知，而它们也在逐渐模糊，在慢慢地离我而去了。这就是我拥有的全部。”

    “是的，我之前在电话里也和您沟通过，我这次采访的目的不是切尔诺贝利，”约翰摁下录音笔的开关，绿色的小灯亮了起来，“我想聊的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安德列夫。”

    听到这个名字后，约翰看到瓦列里灰色的瞳仁细微地颤动了一下。

    “我读过阿列克谢的很多文章，主要是以加布里埃尔为笔名发表的那些，因为大部分伊戈尔·普拉霍弗的文章我都找不到。”约翰有些遗憾地说道，“我也粗浅地了解了一些他的生平事迹，但很多都比较模糊。”

    “因为阿列克谢的档案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资料都被藏在苏联解体前的那栋卢比扬卡大楼里，也许早就被销毁了，我们不得而知。”

    “那您读过他以伊戈尔·普拉霍弗为笔名写的那些文章吗？”

    瓦列里迟疑着点了点头。

    “就在一年前，有人把《信鸽》全部期刊都送给了我。”

    约翰抬头，“是谁？加林娜·沃尔科娃吗？”

    “不，加林娜·沃尔科娃早在1986年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了审讯室里，她和阿列克谢一样，没有签那份认罪书，因此被他们反复折磨。”瓦列里说道，“她已经没有家人了，她的外婆很早就死了。”

    约翰点点头，有些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那是谁送给您那些杂志的呢？”

    “鲍里斯·梅什科夫。”

    约翰吃惊地瞪大眼睛，“你后来和梅什科夫还有联系？”

    “他在2004年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我，说想和我聊聊阿列克谢，我当然没有犹豫。”瓦列里深吸一口气，“90年代改革开始后，他把党徽拿到红场卖给了一个前来旅游的美国人，卖了10美元。他所展示出来的忠诚，他口中所谓的信仰，不过是日积月累的耳濡目染和长期规训下的屈服罢了，戈尔巴乔夫一打开牢笼，他比谁跑得都要快。他后来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自己开了一个书店。他和妻子离了婚，把女儿留给了前妻，现在独自一人在莫斯科生活。”

    “他为什么要和您联系？”

    “我当时也很困惑，他先是做了个自我介绍，当然，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就立刻冲上前拽住他的领子，狠狠揍了他。他没有任何反抗，周围的人涌上来劝架，问他是否需要帮他报警，他拒绝了。后来我打累了，平静下来，我看到他身旁堆着一摞整整齐齐的书。他整理好衣服，带着流血的鼻子和红肿的脸平静地回到了座位上。”